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率先走向潜在经济增速附近的同时，2021年三季度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2021年12月以来，从央行降准到政治局会议，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管理层向市场释放的信号繁多，政策已经开始积极布局2022年的各项经济工作事项了。各项工作基本都是对应一个“稳”字，而这些也是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党代会也是换届之年。一般来讲，换届之年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长期改革任务与短期稳增长需要重新平衡，通常也会适时加大托底力度。基于此，2022年资本市场大概率将成为“政策市”。而对于“政策市”，研判“政治周期”相关政策对经济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将非常有必要。
中国的“政治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会议周期”，而诸多会议之中，每5年举行一次的“党代会”（自1977年以来，党代会“逢2逢7”召开）由于涉及到大规模人事变动，可以称得上是重中之重。本文尝试从数据角度入手，捕捉“政治周期”前后经济与大宗商品市场变化的规律。
对于党代会所处年份，出于营造良好环境，一般政策会偏向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通过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来稳定经济。而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涉及到房地产、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个方面。近年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房地产将不再成为托底经济的抓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重要抓手，而基建投资涉及的大宗商品板块主要有黑色以及有色板块。因此本文重点分析政治周期对大宗商品中的有色和黑色板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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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前文提到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周期”或者“换届周期”，是因为换届之年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长期改革任务与短期稳增长需要重新平衡，通常也会适时加大托底力度。通常“政治周期”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传导链条为：首先，政府换届后，新领导班子出于尽快开展工作和提高政绩的驱动，会迅速在投资领域有所作为，受政策影响最大、也最容易见效的就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因此党代会后，投资增速基本会在新领导班子上任1-2年内见到成效；其次，由于市场经济有自发性，新的政策需要在“先严厉-再松绑-再严厉”的往复循环中找到平衡，因此经济也呈现“活-乱-治”的周而复始，相应政策也与换届周期产生密切关联。最后，换届之年同样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长期改革任务与短期稳增长需要重新平衡，同样需要适时加大托底力度。
图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呈现三八现象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政治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在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大需求之中，固定资产投资最直接地受到政府行为扰动，如果观察投资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三八现象”，即投资高峰几乎全部出现在尾数是“3”或“8”的年份，其中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延后至2009年达到顶峰。2018年因为当时所处的严监管取代基本面成为影响实体经济核心的驱动力，进而导致这种投资高峰的现象不明显。整体看，“三八现象”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巧合”，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周期”作用的结果。前文提到过，1977年以来党代会“逢2逢7”召开，也就是说，“投资井喷”几乎全部出现在党代会后的第一年。与此同时，换届当年的增速也普遍不低。
如下图所示，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利用滤波处理，将其拆分为“趋势项”和“波动项”，去除“趋势”因素后，考察其中“波动项”的变化规律，可以发现投资增速在一个完整的5年“换届周期”（以党代会为时间节点划分）中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即投资增速在党代会当年开始回暖，会后第一年会大幅上升，随后进入相对低谷。（H-P滤波处理,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趋势项和和短期波动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重点关注短期波动项。通过Eviews选择H-P滤波选项即可实现）
图2政治周期前后，投资增速表现：前高后低（滤波处理后波动项）
图3 2012年换届加地产出口下行背景下，基建投资逆势上行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回顾过去的五次党代会，除了十九大，前四次会后均出现基建投资增速高峰。前文提到当时所处的严监管取代基本面成为影响实体经济核心的驱动力，进而导致这种投资高峰的现象不明显。作为一个比较类似的参照，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也处在经济下行期、房地产和出口是拖累因素，当年基建投资增速谷底反弹、较上年翻倍，四季度GDP增速实现反弹。那么对比2022年，尽管出口可能会有韧性，但是大概率是往下走，对经济的拉动逐渐减弱，后期也将成为拖累项。房地产经济结构转型持续深入、房住不炒主基调不变的背景下，房地产同样是经济的拖累项。因此对比2012年的情况，2022年的投资增速提升可以期待。
图4 政治周期当年以及后一年基建投资增速上行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政治周期”中国的通胀表现。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了近一半的力量，因此投资行为伴随“政治因素”的周期性变化也带动了整个经济在“政治周期”中相应起落。利用滤波处理方法，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通胀的变化滞后于实际增长的变化，在党代会当年，一般通胀压力最为温和，随后开始逐渐抬头，并在会后第3年达到峰值，不过这与我们感受到的真实通胀情况有一定出入，显示通胀的“换届周期”并没有那么明显。
图5政治周期前后，通胀表现：通胀压力相对滞后一点（滤波处理后波动项）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政治周期”中的货币环境。我们观察到，在5年“政治周期”中呈现“前松后紧”的特征，党代会当年，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供给均处于较高水平，换届后第一年货币环境仍然偏宽松，但随后两年会出现明显的边际收紧。与通胀类似，通过计量统计得出的货币环境“换届周期”似乎与近几年的货币政策背离，可能的原因在于08年后全球央行“大放水”与商品大熊市并存，通胀低迷的背景下，传统的货币周期不再明显。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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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期”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
结合上文来看，尽管“政治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存在一定的规律，但进一步传导到具体大宗商品价格层面，由于后者影响因素众多，时常与政策面以及基本面等步调相左，规律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我们复盘了历次党代会前后南华工业品指数、铜、铝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的表现：其中南华工业品指数在党代会召开以后均有明显的上涨趋势，表明市场对会后政策和经济预期乐观。但是在党代会召开之前，没有明显的规律。
对于同样具有宏观以及工业属性的有色品种铜而言，我们看到历次党代会召开前后，铜表现偏强，上涨概率大于下跌概率。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而对于铝而言，其在历次党代会召开前后分化较为明显，一般在党代会召开前上涨下跌概率较为平均，而对于党代会召开后，通常表现较弱，下跌概率明显大于上涨概率。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对于黑色板块的螺纹而言，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复盘了06年以来的螺纹价格指数在近三次党代会前后的表现。整体看，由于螺纹主要用途在于房地产市场，而以往几次党代会，房地产均是经济的主要支撑，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三次党代会螺纹表现偏强，上涨概率高于下跌概率。结合当下来看，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不再通过刺激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由于3060计划的实施，未来国内钢铁行业政策暂不明朗，因此很难准确把握未来钢材市场走势。
资料来源：Wind、新湖研究所
整体看，“政治周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在党代会当年以及次年，或者说是政治周期初期，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表现较好，对经济有很强的拉动作用。而在政治周期的前后连年，货币环境一般偏空松。而从“政治周期”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来看，由于各品种的影响因素众多，时常与政策面以及基本面等步调相左，因此规律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没有规律可循。
